(二)施先生以为“以词取士”,和劝青年看《庄子》与《文选》有“强迫”与“贡献”之分,我的比例并不对。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国文教员的时候,对于学生的作文,是否以富有《庄子》文法与《文选》字汇者为佳文,转为编辑之后,也以这样的作品为上选?假使如此,则倘作“考官”,我看是要以《庄子》与《文选》取士的。
(三)施先生又举鲁迅的话,说他曾经说过:一、“少看中国书,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。”可见是承认了要能作文,该多看中国书;二、“……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,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去摸门径去。”就知道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。这是施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。他说一条的那几句的时候,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,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,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,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,也不过不能作文,而去读古书,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。至于二,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,和施先生的主张,涉及一般的大异。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,我们不是还得看《易经》与《书经》么?
其实,施先生说当他填写那书目的时候,并不如我所推测那样的严肃,我看这话倒是真实的。我们试想一想,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,奉命惟谨,下过一番苦功之后,用了《庄子》的文法,《文选》的语汇,来写发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和《颜氏家训》的道德的文章,“这岂不是太滑稽吗”?